此后几天，二排长带的兵和两个蹲守特务一伙子人分开在石家东屋和宋鲜鲜家开伙，做好了饭二排长也请王兴和他们一起吃。王兴也不客气，就去和他们一起吃。王兴和二排长认了老乡，两人说起话来还觉得挺投缘。

　　王兴并不知道，二排长这人有个心结。

　　二排长姓杨。七年前，他在驻狼山脚下的屯垦军某连当班长，当时中共河套地下党在他们连秘密建立了党支部，策动军运。他们排长是地下党支部书记，曾把他当作发展对象，多次秘密地向他宣传，要他加入共产党。他很兴奋，表示一定跟着排长干。那年农历七月间，按照事前定好的时间，他请了假要回老家结婚，临行前他主动地和排长谈入党的事。排长说：“我已和县委汇报了，等你回来，就发展你入党。”不料半月后他从老家回来时，情况发生了令人惊诧的变化。

　　就在他回家结婚的日子里，屯垦军中一个地下党员暴露了，敌人要在连队中展开大清剿，在革命力量与反动势力冲突一触即发的形势下，怒火中烧的地下党员们主张“先下手为强”，于是未经上级党组织批准，举行了武装暴动，拉起几十人的队伍，号称塞北红军，打起红旗，要开进狼山打游击。结果，由于缺乏充分的准备，敌我力量相差悬殊，在队伍开到乌加河时，遭到敌人伏击，一部分人被打死在乌加河河槽的泥沼中，另一部分人死里逃生，几经辗转过了黄河，奔向了陕北。

　　面对这样的现实，他一时很惊讶，很迷茫，也暗自庆幸自己躲过了这次暴动，好在他没有暴露亲共倾向，继续当他的班长。后来他曾不止一次地想，假如那次不是请假回家，也许他就加入了共产党，也许就要参加暴动，也许就被打死在乌加河河槽的泥沼里，也许死里逃生奔向了陕北。可是人生中没有那么多“假如”，也没有那么多“也许”，有的只是现实。他的现实就是在屯垦军中继续当兵。

　　他平时为人谦和，爹妈给了一副笑面，总爱笑嘻嘻的，在连队中人缘不错；又是农家出身，在屯垦军里种地能吃苦，又有劳动技能。后来他从班长升到排长。

　　以后他没有再接触过共产党，但却一直有个心结，对共产党存在向往，曾不止一次地想，自己若是在共产党领导的部队当兵该多好！他没有想到，自己会执行这样的任务——带兵蹲守，等着抓共产党。他有时想，一旦和石贵元带回的共产党游击队打起来，自己该怎么办！

　　好在这样的战斗并没有发生。

　　七

　　石三圪旦这个年过得很不寻常，一边是蹲守监视的特务和兵，一边是被监视的石家还有为石家担惊受怕的村里人。其间，两方竟也相安无事。村里人照样过了今天过明日。二排长照样多是笑嘻嘻的，有时也板出严肃的面孔，安排他的兵轮流站岗放哨，有责任在身，又有两个便衣特务每天阴沉着脸，观察着四处的动静，似乎也监视着他，他不敢造次。倒是苦了站岗放哨的兵们，每天夜里都要冒着寒风，围着九户人家的村子转圈圈，实在冻得不行，就钻进石家房后的哈冒儿堆里，避避严寒，脚冻麻了出去再跑一阵儿……他们发现村子最西头住着个名叫汤二的光棍汉，夜晚值岗时就躲进他的土屋里避寒，还可听汤二瞎撇（说）一阵子。

　　除夕的夜晚就不同了，这夜晚石三圪旦的空气特别紧张。傍晚，两个便衣特务让二排长把他的一排兵都集中在石家东屋，门口放了哨。两个特务亲自布置行动。天黑时，除有几个人留下埋伏在石家东屋，其余人片刻之间在石家院子消失了，分头到石家周围和村里村外埋伏，准备捉拿回家过年的石贵元，包围、袭击石贵元可能带回的共产党游击队。

　　可是这一夜晚，他们从天黑埋伏到天明，把在屋外、野外埋伏的兵们冻得半死半活，也未见半点异常动静。

　　这个夜晚，石家婆媳也同样紧张，更是在忐忑不安中提心吊胆地度过的。

　　天将黑时，机灵的宋鲜鲜看出了特务和兵们的异常情况，就说给了白三女和郝玉润。

　　白三女点着油灯，站在屋地上，心里捉摸，难道贵元真的会在大年夜回来吗？要是真的回来……她不敢往下想了，但极力保持着平静，心想，不管发生什么情况，自个儿都不能怕不能慌，天塌下来，也要用一把老骨头顶着，也要给儿媳当主心骨。她够苦了。但心里总是七上八下的不踏实，她想到了住在西屋的医官，对宋鲜鲜说：“鲜鲜，你去把医官请来。”

　　鲜鲜定了定神儿，就转身出门。一阵儿领着王兴来了。

　　白三女让王兴上炕坐下，小声对他说：“医官，我看今天这阵势有点不对，你经见的事多，又识文断字，你说，今黑夜我儿子真会回来吗？”

　　王兴说：“大娘你不用着急，也不用怕，我对你说两点，第一，你儿子肯定还活着，说不定此时正在哪里抗日呢！第二，他今黑夜肯定不会回来，你放心，让他们闹腾去吧，咱该咋过年还咋过年！”

　　王兴说的绝不是应景顺情的安慰话，而是出自他内心负责任的分析判断。

　　白三女听了他这番话，果然得到了慰藉，她定下心来，铮铮有声地说：“医官说得对！让他们折腾去，咱过咱的年！润润快铺上案板，咱包饺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