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时觉得现在的全国美展不该办，因为体现不了真正的水平。好多名家办什么工作室，其实都是商品社会的产物。去那个工作室待一年，出来就有名了。

　　我画画就是因为喜欢，画出来就高兴。

　　前旗有一批不错的画家。画国画的有一个叫解鸿田，老三届的学生，是个很有思想的人。他画的全是乌拉山，都是大画。笔墨上有点欠缺，他就追求气势。文字也很好，有文采。

　　还有一个杨章会，是写字的，是国家书法协会会员。

　　我们3个是前旗的‘三喇嘛’，关系相当不错。前旗书画界这么团结，和我们3个有很大关系。每次活动都是我们3个人。每次盟里搞展览，我们3个都去，有一个不去，盟里就问：那个哪去了？怎么不来？

　　我们的作品都不卖。没人卖，都送人了。

　　河北保定有个画派，画河北平原、收割后的大地、玉米、高粱、向日葵。咱们这是花葵基地，本身就是一个题材。

　　我们那有个学生，以前老画西藏题材。我说，你又不在西藏，你能画出来？这里有多少蒙古族人，你干吗不画？他说，咱们这里都是黄土嘎拉的，没有人家的好。他就是画西藏，画了好几年，没画出来。现在不画了，人都废了。

　　我也画过这边的少数民族。不过，这边的少数民族汉化得很厉害。有一次，我去写生，提前给乡下打招呼。第二天一去，倒是鲜鲜亮亮的，仔细一看，穿的都是戏装。我说这不行。乡里的人说，以前的那些服装早没了，现在谁穿那些东西啊？

　　其实，乌拉特蒙古族人有自己独特的气质，和东三盟的蒙古族人还不一样，很质朴、直爽，但也有些胆小。

　　书画作者到乡里很受欢迎，让我们留点字画。有一次，我们下乡，我说大家不要尽写唐诗宋词什么的，就写点当地的东西吧。杨章会那次有点准备，一会儿就顺顺溜溜地写出来了，大家很高兴。

　　让解鸿田写的时候，他头天喝醉了，这个时候就怔怔地坐在那里发呆。一会儿提笔写了两行字：

　　‘空旷寂寥，满山不毛。’

　　当地领导一看，脸色陡变，有些不快。

　　哪知这家伙笔锋一转，接着写：

　　‘边塞古城，万古风高。’

　　大家又连忙叫好。

　　这家伙是个酒鬼，酒量不大，一喝就醉。那年地税局要点字，我把他找来。他正好醉了，我就让他在办公室里写。他就醉醺醺地写了几幅。一看，真不错，就放在地上。当天晚上，暖气跑水，都给淹了。早上过来，没办法把宣纸揭起来。我把他叫过来说，你再写。结果，怎么也写不出昨天晚上的东西来了，还是那个内容，就是没有那个味道了。

　　我们现在平时画的机会少了，白天看看书，帮着办个展览什么的。

　　对于我提出的搞乌拉山画派的建议，后来没有得到很明确的答复。也许这个建议有些不着边际。

　　后来听说，乌拉特文化艺术大楼快盖起来了。我相信，培育大师，造诣深厚、勇于创新的大师，对于雄伟而慈祥的乌拉山来说，对于广博而温柔的乌梁素海来说，是一件早晚会实现的事情。”

　　骑兵连长回到草原

　　他19岁当生产小队的队长、民兵队长，然后参军入伍，成长为骑兵连长。复员回来又做过工商所长、农区的乡长，退休的时候是一个牧区苏木的人大常委会主任。

　　乌书记身量不高，但是结实厚实，黑黑脸，饱经沧桑的样子，一接触就知道，是个非常精明又善良厚道的人。

　　第一次进我的办公室，乌书记在我的书柜前停留了一会儿。他是在看里面摆放的一个旧滴水瓦当，上面有个朦朦胧胧的虎头的样子。

　　有1万只羊的“万”

　　乌书记的名字叫乌力吉巴图。

　　“乌力吉巴图，蒙语的意思是坚固的寿辰。巴图，是坚固的意思；乌力吉是寿辰的意思。今年53岁。

　　原来是额尔登布拉格苏木的人大常委会主任，52周岁退下来。

　　祖上就是乌拉特部落人，西公旗正苏木的，也姓正。不敢自称是哈撒尔的后裔，只敢说是哈撒尔奴隶的后裔。

　　父亲是原来西公旗扎萨克（旗政府）衙门的秘书，就算是这个地方文化层次比较高的，还任过学校教师。王爷也办学校，为自己培养人才。父亲比较机灵，被选中上学。

　　都是王爷摊派下的任务，给苏木选拔几个童子，苏木章盖指定的。当时的人们并不乐意当学生。还有一个规定，有两个儿子的必须有1个当喇嘛，如果有3个儿子的话，就让两个去当喇嘛。家里自己决定，聪明一点的去当喇嘛，笨一点的留在家里。要早有思想准备，到七八岁就要送去。

　　在没文化的人们看来，上学是不乐意的，又不能放羊，又不能砍柴，没用。

　　日本侵略时期推行奴化教育，父亲学了点日语。

　　回来后，就在西公旗的衙门当秘书。那时秘书和现在的秘书不一样，不是专门坐在办公室，而是轮值，一轮就是3个月，自己带上马匹去。3个月后回来，就和你没关系了，该干什么还干什么。我们住在乌日图的沟口上。那里有个小学，父亲就在那个小学里教书。

　　他那个文化程度，在西公旗为数不多。有个一解放就在本地当副旗长的喇嘛扎布，是现在额尔登布拉格党委书记的父亲。父亲和他是日本人学校的校友，好像还是同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