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此生只打过一次猎，打黄羊。按现在的说法，黄羊为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是不能打的。但那是什么年代？1972年。我国直到1986年才有了第一部野生动物保护法。那时正处于物资匮乏的特殊时期，不用说保护野生动物，连人的最低生活状态都很难维持。每人每月二十八斤口粮、三两油，没有任何肉食供应。这三两油放到现在，还不够炸一根油条。“打猎”这个概念，现在主要是一种高档的游乐。要申请特别的指标，经过一系列的批准手续。而在那时，其实就是去找一口能填肚子的东西。

　　1972年，我的第一个孩子降生。母亲缺奶，大人除了一份口粮，没有任何额外营养。“奶粉”这个词，我是过了多年以后才听说的。当时，我在内蒙古日报驻巴彦淖尔盟记者站，站内共三个人，三个民族，典型的民族团结小集体。站长包音乌力吉，蒙古族；还有一个叫恩和，达斡尔族；我，汉族，最小，才二十多岁，又是从城里来的外地人，干什么都一副怯生生的拘谨之态。他们俩四十多岁，又都是本地人，各方面都游刃有余。老包看见我窘迫的样子就说：“小梁，我们去打一只黄羊，好给你媳妇下奶。”

　　当时，靠近国境线新成立了一个潮格旗（县）。野生动物无国界，那里常有大群的黄羊来回游走，我们决定去碰一下运气。一个冬日的晚上，我们宿在离边境不远的一个蒙古包里。地上放着一个用汽油桶改装的火炉，里面烧着牛粪。我原以为干牛粪松松软软的，如草一样一烧即过。没想到它竟如炭块儿一样，直烧得炉火纯青，连炉筒都烧红了。虽然是出于生活窘迫前来打猎，而我这时却起了玩心。我看看蒙古包的穹顶，摸摸身下的毛毡，又仔细打量那菱形的支撑蒙古包四壁的红色木栅，这是蒙古包的脊梁，如折扇之骨，可随时折叠迁移，所以又叫“围扇”，蒙古语叫哈那。平常在农区采访都是睡土炕，今天睡在蒙古包里十分新鲜。我一个在北京学档案专业的大学生，本该毕业后去故宫或中央档案馆工作，今天却睡在草原上。人生如一片树叶，命运就是潮水，自己不知将漂往何处。我想当年苏武牧羊、文天祥被俘，在塞外住的也一定是这种毡包。秦时明月汉时关，两千年不变的“穹庐”。这时外面正下着小雪，雪片从庐顶的透气孔落进来，瞬间消融，而炉火只管嗡嗡地烧着，倒有一种晚来天欲雪，红泥小火炉的诗意。老包用蒙古语与当地的朋友聊得正欢，我却想赶快出猎。他说不急，等雪再落得厚一点。

　　等到后半夜，我们带上了一个当地的蒙古族小伙子巴特尔（英雄之意），连同司机四个人开了一辆北京吉普，带了一条半自动步枪，出发了。无边的草原，夜色中像一个看不透的深渊。车灯前，只有纷纷扬扬的雪花，而光带两侧就是铁壁般的黑幕。车轮滚滚，我们像掉进了一个黑洞。也不知过了多长时间，我突然担心地问：“不会跑出国境线吧？”司机半开玩笑地说：“索性，咱们就偷偷地出国遛一趟。”因为国境线两边都是平坦的草原，并无明显的地标，双方的人常有误出误入的情况。好在两国的关系还好，如对方的骆驼、牛、马等大牲口走失时会互相归还。

　　我们在黑暗中飞奔着，司机突然轻轻地喊道：“有了！”只见车灯的光束网住了一只飞跑的家伙。灯光中片片的雪花舞动着，又给它打上了一层网纹，忽隐忽现，确是一只黄羊。司机猛踩一脚油门追了上去。这东西很傻，只知拼命地往前跑，其实它只要左右一闪就坠入黑暗，我们的车灯就很难搜到它了，但它就是顺着光线一根筋地往前跑。倒像是我们给它照明，它给我们引路。原来它怕黑暗，只敢在灯光里面走。奇怪，一个夜行动物，旷野独行，不怕黑，而遇到一片光明后就再也回不到“解放前”。

　　草原并不像公路那样平坦，时有土包草根，所以车子颠簸开不快。那个黄羊倒是蹦跳自如，像箭一样穿射。这时就看出车轮与四条腿各有优劣了。但是黄羊终归是要输给人的。它有两个致命的弱点，一是不敢跃入黑暗，因此就被车灯锁定。二是它跑得再快，总有力气用尽的时候。而我们的车子是烧油的，只要油箱不干就不愁追不上它。于是我们就这样在黑暗中不紧不慢地跟着，距离逐渐接近。直到只剩下几十米时，坐在第一排的老包从卸掉帆布风挡的右车窗伸出枪去，“叭、叭”两声，那只黄羊应声扑地。我们欢呼着跳下车。这个大家伙估计有六十多斤，三个人七手八脚将它抬着扔到后备箱。我一下来了劲儿，要求也坐到前排去。老包在车灯的光线里，隔着雪花，一个漂亮的动作把枪扔向我，说：“试试你的运气。”话音未落，枪已飞过来，我顺势接住。这车灯就像京剧舞台上的一束聚光灯，正照着我们“打虎上山”的一幕。我也觉得自己成了杨子荣，顿生豪情，坐到前排，“啪”地拉上车门，把枪伸到窗外，说一声：“开车！”

　　车子在急急地跑，雪在慢慢地落，这个世界好安静，我们是来打猎的吗？人很有意思，常会因为某一种逻辑而推出另一种结果。最开始本是因为孩子无奶，想法子要给母亲补补身子；城里无肉可买，就想到来草原打黄羊；又因为赶上了下雪，所以看到了这美丽的夜色、灯光、飞雪、黄羊。就是专门的舞台灯光设计、精心导演的电影也没有这种效果呀。现在我们都成了剧中人，仿佛到了另一个世界，有一种异样的神秘。什么苏东坡的“左牵黄，右擎苍”“千骑卷平冈”，哪如今天我们这，沉沉夜，雪茫茫，铁骑追黄羊。我正美滋滋地狂想着，随着路面的不平，车灯左右一晃，又网住了一只黄羊。这只比刚才那只略微小一点，跑得更快，只是亦不敢跃入黑暗，这就注定了它难逃枪口的命运。

　　跟行了二十多分钟，距离已经缩得很近。我一扣扳机，黄羊立马翻身倒地，一丝不动。停车，我慢慢靠近，这家伙却突然跃起，挺着两只角向我冲过来。但它的腿已受伤，虽然气势很猛，但还没走两步便又倒地。我一时没有了主意，明知它是食草动物，不会咬人，还是不敢靠近它。又明知我现在的身份是猎人，他是猎物，应置它于死地。但刚才是在远处开枪，就如同面对一个靶子，手指移动之间还没有多少心理压力。这时是在汽车的聚光灯下看着它棕黄色的漂亮的皮毛和那流线型的腰身，特别是在车灯中反射着光芒的那双大眼睛，我一时手足无措。倒像是一个做错了事的孩子，面对一个无言的大人。

　　我冷静了一下，努力战胜自己的自责心理。我给自己解释，家里养的羊不是也照样要杀着吃吗，就鼓起勇气扑上去，想按住它的身子。但它一甩头又换了一个位置，拿眼睛瞪着我。这时坐在车后排的巴特尔走了下来。他可能是看见我实在窝囊，便两步抢到黄羊的正面，用一招类似我们在电视节目动物世界里常看到的狮虎捕鹿羊时的锁喉功，快速解决了它，直看得我目瞪口呆。这时我才意识到自己的软弱，真是百无一用是书生。本来不管打猎还是饲养牲畜都是人类获取食物求生存的一种方式。我这个刚出校门的学生真不具备这种生存本领，活该挨饿。只有老包、巴特尔他们才是草原的主人，是有自主生存能力的人。孟子说“君子远庖厨”，可是一千多年了，也从没有误了哪个君子吃肉，可见人性之矛盾、虚伪的一面。

　　两天后的一个晚上，我怀抱着那只冻僵了的黄羊回到县城的家里。刚推开门，就“咚”的一声把它扔落在地。妻子吓了一跳，说这是什么？我说：“救命的东西来了，孩子有奶吃了。”我们把它靠在灶台旁，一直过了两天才慢慢地化软。这回再也没有英雄巴特尔帮忙了，只好自己动手，用一把尖刀，慢慢地剥了皮，剔骨取肉，然后用一个袋子挂起来，冻在外面的房檐下。这是孩子母亲的专供，每天给她煮一碗肉汤。我尝了一口，并不好吃，肉很粗，味亦膻。但为了下一代也得硬着头皮喝下去。这只黄羊帮我们度过了最困难的那几个月。多少年后，我读到女作家毕淑敏的一篇文章。母亲怀她时正随军在新疆，本来条件就很艰苦，孕期反应又特别大，什么都吃不下。一次偶然发现唯有鸽肉可食，正好当时军用粮库里常飞来大批的野鸽子，很容易捕捉。长大后母亲对她说，怀你的时候大约吃掉了上千只鸽子，而吃进去的米加起来也不过十几斤。等到儿子长大后我也常对他说，你能有今天还得感谢那只黄羊。

　　其实，黄羊之功何止这些。1960年全民饥饿的困难时期，内蒙古草原上的黄羊动辄数百上千头一群，在天边游荡，成了当地甚至北京地区的“救命粮”。前几年看到央视上播的一个电视片。当时全国上下都处于饥饿的恐慌无奈之中，而紧张建设的核试验工程不能下马，将士们勒紧裤腰带在饥饿中苦斗。一次主持军工的聂荣臻元帅招某位将军来汇报工作。敬礼毕，还未及落座，聂荣臻却盯着他容光焕发的脸严厉地问道：“人人都面有菜色，你怎么这样红光满面，是不是盗用了军粮？”对方连忙解释说，我们组织机关干部和战士到草原上打了一批黄羊，为大家补充了一点营养。聂帅才半信半疑地让他坐下来说事儿。黄羊功大，大可救民渡荒，小可救小儿无奶之急，真天之尤物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