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心里，有一条永远在流淌的渠。它就是我家乡杭锦后旗境内的公益渠。这条渠紧挨着我家老院子的西墙，七十多年来，它已成为我生活、生命中的一部分，须臾都不曾忘记。
据地方史料记载，这条渠是新中国成立前傅作义将军主政绥远，屯兵河套，动员兵力、民工开挖的一条分干渠，而且起了“公益渠”这样一个时尚的名字。它从黄土拉亥河，也就是今天的黄济渠开口引水，渠梢至红旗公社永丰大队，全长约二十公里。新中国成立后，一位姓贾的大叔当上了这条渠的管理人员，人们都称他“跑渠汉”。贾叔是一个认真勤奋的人，一年四季骑一头高大的灰色骟驴，驴背上备着鞍子，鞍子上搭一条蓝色栽绒马褥子，显得十分讲究。他和我的父亲是朋友，每年要来我家五六次。因此，什么时候放水，什么时候关口，什么时候挖渠清淤，这方面的信息我早早就知道了。
每年春季贾叔都要来一次，说是号房，就是为下游来挖渠清淤的民工安排住宿，设立伙盘。村子里有空房的人家都会住上民工。父亲会早早地把西房、南房腾开，等待民工的到来。种罢小麦，渠底的泥土消了有一锹多深，这就到了挖渠清淤的时候。这时，民工们便赶着牛车，拉着柴火、口粮、炊具及挖渠的工具来了。他们把东西卸下，便开始垒灶台、搭床铺、修砍分土用的木头桩号，一下子让平时清净寂寞的院子热闹了起来。那个时候我已经记得事情，最开心的是民工吃完糜米捞饭，做饭的师傅会把锅底的锅巴铲出给我。那锅巴焦黄焦黄，吃在嘴里脆生生的，越嚼越香。我几乎每天都在等待这个美好时刻的到来。晚上，我会去他们住的房屋，听他们讲一些从未听过的故事。有一个年轻的民工，还给我做了一个捕鸟的翻拍子，网拍用细麻绳织的，均匀细密，外面的大弓用手杖粗细的红柳弯曲而成，这是我最喜欢的一个捕鸟玩具。
看民工挖渠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土方任务是按照每户种地的亩数摊配的，可以互相协作，互相顶工。公益渠底有两丈宽，大部分渠段需要挖一尺深左右。对于农民来说，挖渠清淤是一件熟练的农活儿了。一般都是三人一组，一人往箩头里装土，两人往渠陂外面担土，三十多米，互相穿插，一点儿也不窝工。每担土足有一百五十多斤，但担在他们肩上并不显得沉重。他们边走边说着笑话，还能十分自然灵活地把担子从右肩换到左肩。把土倒下，轻轻地把两只箩头互相磕磕，沾在缝隙里的泥土就被清理了出去。又回到渠底，把两只空箩头放到合适的地方，用担杖钩钩住装满土的箩头把子，先弯腰再挺胸，担子便轻松地粘在肩上。就像体操运动员表演一套动作一样，连贯自如，一气呵成。春日当午，太阳把大地晒得暖烘烘的。民工们便脱去上衣，光着膀子挖渠担土，汗水在脊背上流淌，黝黑光亮，一个个都像紫铜铸造的一样。有的人怕磨破衣服，索性把裤子也脱去，反正都是清一色的壮汉，并没有觉得尴尬，干起活儿来更加利索了。大家并不着急收工，说挖渠担土靠的是一股缠劲，今天的任务今天必须完成，这样才能赶出工来。
记得上世纪五十年代末的一天，得知公益渠要关口了，我便约了几个小伙伴到十里开外的公益渠口看关口。那个惊心动魄的场面，给我留下永远抹不掉的记忆。渠口是一座草闸，渠口两边几十米的护坡全部用枳芨、红柳、白茨、麦草垒垛而成。闸口处横放几根粗壮的树干，八九根长长的钎子插在树干的前面。十几个民工已经提前在闸口的两侧，堆积了房子般大的土堆。用树枝、柴草捆成的十几个埽棒也有序地摆放在两边。当跑渠的人发出关口的指令后，十几个人立即行动起来，喊着号子，先把埽棒顺着钎子横着放到水里，然后再用脚一层一层踩到闸底，一直让埽棒露出水面。渠口的进水几乎全部被堵住了，人们挥锹拱土，源源不断地把准备好的泥土压到埽棒上，这个时候是万万不可停息的，直到埽棒的前面形成一道土坝，再用石杵一遍一遍地扎实，听不到一点漏水的声音，才算大功告成。这个时候，跑渠的人会拿出一整条纸烟犒劳大家。闸房的大锅里也溢出猪肉炖豆腐、糜米捞饭的香味儿。
1979年，我到公益渠下游的红旗公社工作。第二年春天，公社组织了一次对公益渠的彻底清淤。那里，家家户户都有了自行车，再不用去上游村子里号房、垒炉灶了。人们骑着自行车，驮上劳动工具，自带干粮，早出晚归，十几天就完成了清淤任务。后来公社有了挖掘机，清淤就更省事儿了，从口至梢，一个星期便清理完了。2000年以后，全旗开展大规模农田建设改造工程，公益渠上下游全部用水泥板块砌衬，流水通畅，再也不用挖渠清淤了。
七十多年过去了，我也离开杭锦后旗到临河退休养老。弟弟一直守着公益渠旁的老院。我每年都要回去几次，在公益渠畔走走。行走间，仿佛感觉我出生时的第一声啼哭还在这里飘荡、第一次背上书包在渠畔奔跑的身影还在眼前闪现，脑中也浮现出在这里玩水、割草、拾柴、放牛、捞鱼等许许多多的往事。工作之后，我见过奔流不息的长江、黄河，也游览过北端的黑龙江、南界的雅鲁藏布江，也曾徜徉过风景如画的京杭大运河、桂林漓江的山水，也曾在法国塞纳河、美国密西西比河大桥留影纪念，但不论走到哪里，总忘不了家乡的公益渠。它像一条贯穿我全身的动脉，流淌着生命不息的血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