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占海告诉我要调走了。我当时确实不想走，走在路上还哭。那时，区政府就在先锋乡。下乡回来，区委书记和我谈话，说已经正式批准我入党了。党龄从1956年4月15日算起，也说明了一开始为什么没批准我入党。

　　我虚岁已经20了，入了党非常高兴。发了工资，按工资标准缴党费，要缴两三毛钱，我非要缴1块钱。

　　在区上工作四五个月后，就调到了旗委农牧部，立即下乡，整顿农业社。1956年很多社刚成立，还不知道如何分配。我到明安乡，给人搞分配。这么转下来，20多个社，都把分配方案搞定了。有的农业社头一年连账都没建。很多地方，会计保管的都是条子。收成没下来，就估算。

　　20来个社，就发现了一个贪污的。很多会计虽然没有账，但是有条条。就一个会计，贪污了100多块钱。我下去查账建账，这个会计说不清楚这100块钱的去处，最后说出自己贪污了。让检察院核实后，判了一年徒刑。

　　1957年，我刚结婚4天就去内蒙古合作社干部学校学习3个月。具体学些啥记不住了，只记得毛主席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回来已经是1958年的春天了。又背上行李，准备去后山。旗委巴图书记说，听说你结婚了。我说，是啊。巴图书记说，那你就不要去后山了，去先锋吧。其实就是让我回家了。

蹲点的先锋公社成了枸杞之乡

　　到了1961年、1962年，我在旗委办公室当秘书，1964年提成办公室副主任。提拔以后，要求下去蹲点。秋天，就领着十几个干部下到先锋蹲点。

　　下去时，跟着一个农业局的农业技师，叫杨树学，原来是乌海农场的技术干部，旧社会学农的。农场把历史上有问题的干部都给清理了，转到地方了。他就来到了前旗农业局。这个同志向我提出，咱们这里可以推广种枸杞。

　　我不懂。

　　他说，咱们种了枸杞，1斤枸杞可以换回80多斤小麦。

　　我就和杨树学分在一个小组，回到我家所在的那个队——陈河鱼西队，就是过去于占海办农业社的那个村子。和队长商议种不种枸杞。队长说，种吧。

　　1965年春天，我回到前旗买了1斤枸杞干果，先用水泡，再用沙子把里面的种子都搓出来。然后在有沙性的一块地，种了1亩苗。这个苗长得很好，按照株距、行距1.5~2米移栽到珊瑚河边的一块地上，大概种了有10亩。枸杞不怕盐碱，只要浇上水，就能长起来，不像其他的粮食。

　　头一年苗小，到了1966年才有收获。看着收获好，我们还专门派社员去宁夏学习种枸杞技术。后来，不但这个队，其他生产队也开始种了。枸杞收下来都卖给药材公司。一斤干果六七块钱，次的也能卖四五块钱。一亩地开始每年收百来斤，第四年就可以收二三百斤了。种糜子，好了也就二三百斤。一斤粮食也就几毛钱。一亩地也就百十来斤，费用还挺高。

　　收购的枸杞主要用于出口。

　　以前，这个地方没有种枸杞的。这样推广起来，比较有名的是杨家圪旦，后来整个全先锋公社都发展枸杞，成了枸杞之乡。现在年产5万多吨，不久前还被农业部授予绿色生产基地。后来把地分给社员自己种，产量上去了，却卖不出去，没有销路。都是宁夏来的枸杞商人收购，价钱压得很低，买回去再贴上“宁杞”的牌子卖。直到现在，这个问题还是没有解决。

　　我曾建议，能不能索性捂一年不卖，等价格上去再卖，而且要自己学会分等级。那个枸杞商人都是买回去，自己分等级。

　　20世纪60年代发展起来的枸杞生产形成规模了，现在都是新品种，品种都换了两茬。咱们这个地方枸杞的质量、含糖量都比宁夏枸杞好。四五斤枸杞可以晒出一斤，雇人摘枸杞，摘一斤给四五毛钱。现在收的时候，一斤连10块钱都上不去。一斤卖不到5块钱就赔本了。我的一个朋友说，上等枸杞在香港一斤能卖30块钱。

　　抓住了枸杞，解决了种的问题，把所有不能长农作物的盐碱地都种上枸杞了，还得了林业部的绿化先进奖。只是销路没解决，外商都是直接和宁夏的商人联系，根本不理我们。

试验井排渠灌，解决河套地区的盐碱化问题

　　1972年12月恢复了科局，把我调到农林局当副局长。新来的革委会主任说，咱们要搞农牧林水发展规划，让我负责搞规划。当时抽了30多人，到下面一个一个公社搞，在水利上搞灌排渠道。

　　河套这个地方，解放后地扩大了很多。水多，很多地方搞漫灌，太阳一晒，盐碱就上来了。所以，要搞灌排系统，有灌有排。

　　真正搞是1973和1974年。我们把报告报上去以后，旗里又把我调到先锋当了副书记。搞规划落实：挖排干，修水渠，带专业队，搞排干配套。一次下去挖泥，腿陷进泥里，第二天开始疼，导致很多年都坐骨神经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