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月以后，和母亲去了姥爷家。再一个月以后回来，学校散了。

　　第二年，也就是1948年秋天，又开始念书。读的是国民小学，学的是正式课本，没有《百家姓》了。记得里面有“上有毛，下有毛，中间有个黑葡萄”——这是说眼睛。那个时候要求住校。学校离家不远，我可以回家吃饭。

　　老师叫买麻纸写作业，尺八见方的一张纸就要一升米。我们没钱买纸，老师就把学生集中在一起，用戒尺打手。我和一个同学是最小的，站在最后面，没挨上打。老师一问，买不买，赶快说买。学校给买了20张麻纸，要2斗糜米。1斗10升，1升3斤，1斗是30斤。

　　回去和老人说，没那么多米。但是家里还是给了点，没全给。

　　正好解放军打包头。听见炮声了，老师全给吓跑了。这样糜米也没全给，纸倒是落下了。

　　这次上学什么也没记住。除了那道谜语，就是一点算术。高年级、低年级的都在一个教室。老师先给高年级的教，我们岁数小的就在后面玩。有一个老师打我的头，说看你跳的，给你出个题，算不出，把你的手给打烂。好在我还是给算出来了。那道题是个两位数的题。

　　1949年春天，原来那个学校散了，一个叫张老师的人又自己开了个学校。他也是从陕西、山西过来的，以前是个地主，在长盛村子里开了个字号叫“长盛成”，收粮卖粮，做买卖，是个有钱人。

　　在这个学校里，只待了7天，念了《新集五字孝经》。记得一个“厚”字怎么也念不会。老师是西宁人，念不清楚这个字。我就从学校的后窗户跑了，回家种地。正是春天忙的时候，学生也不多。我把那本书终于念会了，也就跑了，再也没回来。

　　新中国成立以后，1950年秋天，我们村的学校又恢复了，就又去念书。一进去，就念一年级的二茬。不到一个月，老师觉得我还可以，就给调成二年级了，念四茬。第二年春天开学，我又成了三年级的了，念六茬。实际只一年，就把小学三年级都念完了，1951年下半年上小学四年级，下半年念四年级的上半学期，又念成了七茬。1952年7月，初小就毕业了。全包头县统考，我得了数学99，语文也是90多。就3个特等生，我是其中一个。我们学校就我一个，奖了一个四角号码字典，还有笔记本和钢笔。

我是团委书记，只能带头回乡

　　1950到1951年，学校里成立儿童团，我当了儿童团长。1952年的上半年初小毕业前，加入了共青团，当时虚岁14，周岁13。

　　介绍我入团的叫郝凤英，岁数和我一样。她先入了团，当时还不太公开。她父亲1938年参加了中滩的窦支队，抗日武装。后来到了延安，当了八路军。解放后回来，她第一批加入共青团，后来在旗里找了个对象。

　　学校的老师叫王建英。1951年抗美援朝的时候，去包头县开人大会，学校里就是王建英老师和我。在那个会上，他报名参军，20来岁。听说，后来没到前线，还是退在咱们旗里的水利部门。

　　1953到1954年念高小，一直任学校团支部书记。1954年毕业，本来准备考高中。父亲说把毛驴卖了，培养我念书。那年，毛主席号召高小毕业生到农村去，教育局也下来人，给我们动员，让岁数大些的学生都回农村去，说农村缺文化人。

　　我是团委书记，只能带头回乡。这届毕业生24个人，12个年纪比较大的，就都没参加升学考试，回到农村了。剩下12个去参加包头一中考试，考中11个升初中了。

　　当时，我很想上学。记得，看见别人去考试，我自己在家里整整哭了一天。

　　1952年，于占海在陈河鱼村办起了内蒙古西部——当时的绥远省——的第一个农业合作社。第一年，只有8户。第二年，除了一户地主和一户富农，全村都入社了。我们家土改划成中农，实际是下中农。当时，出卖劳动力的叫贫农，不出卖劳动力的叫中农。二者的区别就是是否出卖劳动力。1953年我们家入社。1954年，合作社扩大到7个自然村，其他村子也有生产小组，有80多户。

　　我还没毕业，于占海就知道我报名回乡了。在我毕业考试之前，他陪我去了乌盟参加统计员培训班。1954年上半年，陈河鱼村划给前旗，包头县不管了。乌拉特前旗当时归乌盟管，在固阳县。

　　回来后继续念书，参加了毕业考试。我原来的学习一直很好，哪年成绩都是班里的第一名，只有一学期不是。我要是考初中，肯定能考上。毕业的时候考美术，我画了一个青年扛个铁锹，表示到农村去，学校还给评上奖了。

　　毕业考试完，就回家了，念书就算完了。回村里后，我是管钱的，还有一个记账的。那个时候，整个一个乡，那是个小乡，我是团总支书记。那年，上级奖励农业社一台收音机，带干电池的，就让我管理这个收音机。晚上，人们开会以前，我要把收音机带到会场去，让大家收听广播，做宣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