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爷爷领着两个儿子和他的女人，到了伊盟，生活非常困难，就把二儿子给卖了。当时，老二才10岁左右。卖了两斗，也就是60来斤谷米，这才走到中滩的六份子。

　　老二本来有病，一路又是饿过来的，卖在人家受苦。听说一年以后就死了。

　　来了中滩以后，一直给人当长工，又生了三爷爷、四爷爷。大的叫王虎狮，老三叫王庆狮，老四叫王四老虎。王四老虎正是我爷爷。

　　慢慢有了积累，就在中滩的陈河鱼村，向乌拉特西公旗的王爷买了200亩年限地，15年为期，到期再掏钱。有钱了继续买，没钱了就让人弄走了。这就在那住下了。生活就算好起来了，算是个中农。不给人受苦了，地自己种，有了马子、牛、羊。

　　到了我父亲，弟兄5个。我父亲是老大，叫王福高。老二和老三一起在家里种地。老四经由给一家姓秦的。还有一个老五，18岁上让日本人给打死了，把腿打断，后来大概是感染了。

　　日本人刚进来的时候，国民党抓壮丁。我们家的弟兄三个必须抓一个走，三爹王天福给抓走了。到了太原打仗，日本人包围太原，三爹从城下的水道跑出来，跑到老家富国，见了老王家的人，给接济了点，就又跑回中滩了。

　　解放战争时期，大概是1946年的冬天，国民党又来抓壮丁。那是个晚上。我二爹经常不在家，他是个毛匠，打毛坯，叫王挨高，到后山去了。家里就我父亲和三爹。

　　房北墙上面有个洞，过了这个洞就是凉房，外面看不出来有个凉房。保长带人下来抓壮丁的时候，父亲和三爹躲在凉房。老人和女人都在外面，说人不在。那帮人搜了一会，没有搜到。这边，父亲和三爹已经从凉房的天窗上跑了，见到一个拉咸盐的车，认识那个拉车的，就躲在咸盐袋子里了。

　　抓壮丁的人赶过来，问人哪去了。赶车的说，往前跑了。这样父亲和三爹就往西跑，跑到蓿亥滩躲了下来。

　　他们跑了，爷爷和奶奶留下。我跟着母亲回了娘家。第二年，我虚岁7岁，去了大爹的毛利特老亥村，毛利特老亥是码头的意思。在三湖河边上，他开了个粉坊，做粉条的，养了好几头老母猪和公猪。我给人放了半年的猪。

　　1946年春天，父亲和三爹回来了，在毛利特老亥附近租了点地种。秋天，庄稼还没收的时候，黄河发大水给淹了。三爹和三妈抱着儿子准备回娘家，一出门，三妈和儿子就跌进一个窖口里。那本来是平地打的一个坑，一般是秋天准备放粮食的，自己打的。结果粮食没有放成，把人给跌进去了。窖不深，也就2尺来深。把人拉起来，继续走。

　　父亲和母亲带着我，去了南壕畔，就是现在公庙子村南边那个村子，借了个房子住下来。

　　母亲给我缝了个棉袄，外面是新布，里面是旧里子。母亲做下以后，我想翻过来穿，舍不得新面子。母亲说，不行，那样系不住扣子。

　　刚住下，水又来了。我们就跑到三湖河的边上。水在南边，原来住的地方低。水来了后，可以看着水撵着兔子走。

　　水是秋天淹的。到了冬天，冻成冰。草长得很旺，每天就在冰上用耙子一推一片草，拿来烧火。我那个时候，就是个虚岁八九岁。

　　还没过年的时候，妈妈哭着把我领上，说找我父亲去，父亲又给当壮丁抓走了。半路上遇上了父亲，他那个时候三十四五岁，胡子留得早，长得瘦弱。他给抓住以后，送到西公旗的官牛犋，验兵的那个头头认识他。一看说：这么老的人，胡子拉碴的，又是个病人，抓他能干甚？赶快给放了。

　　这样，我们一家第二天又搬上走了，向东搬回陈河鱼村，现改名叫诚合于村了。那年冬天一点吃的也没有，东西都给水淹了。父亲不知道从哪里弄了点胡生，就是胡麻榨过油后剩的油饼。我和妈妈还有三妈一起出去掏苦菜。苦菜和着胡生一起蒸着吃。现在，这个苦菜拌上挺好吃。那个时候，每天吃，苦得不成。

　　姥爷养的牛多，看着我们不行，给了母亲一头奶牛。我就出去放牛。母亲怕我饿，每天早上，给我煮上一个鸡蛋，中午回来就吃胡生和苦菜。

　　国民党也搞过救济穷人，搞点衣服什么的。我奶奶领着我去了现在的先锋乡分水闸。看到好多人，站着岗，如临大敌。一个个叫名排着队走。给我奶奶一对小鞋，但是穿不成。也给我了一双鞋。不给粮食，就是衣服。头两天领的最好的是当官的大衣，我们后两天去的，就剩下高跟鞋了，没用的东西。

“上有毛，下有毛，

中间有个黑葡萄”

　　1947年冬天，村上成立了一个私人小学。到了虚岁11，我就到这个小学开始念书。我父亲小时候爱念书，爷爷不让。父亲想要个算盘，爷爷不给买。后来，父亲当了家，自己去包头买了一个算盘。我小的时候，父亲就教了我《百家姓》。

　　我去上学，已经开学一个来月了。报名的时候，老师给我起了名字叫王文忠。头一天去，就念《百家姓》，赵钱孙李，周吴郑王，冯陈褚魏，蒋沈韩杨。第二天，叫我背书，我一口气差点把半本《百家姓》背下来。老师赶紧说，算了，算了。这半个月，就是背《百家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