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兰脑包村和乌镇在河套大规模开发前都是牧场地。后对蒙古贸易兴起，又加上乌拉壕一条河的行渠便利，许多经商驼队和各色字号及所属的工匠等便在乌镇落脚，其后利用乌拉壕河水发展灌溉，各字号也在经营贸易的同时扩大规模，逐渐开发乌镇、乌兰脑包周边的土地。及至走西口陆续到来的农民在乌镇落脚后，周边已没有多余的土地可供耕种。那时，乌拉壕渠南已经开挖了许多灌水渠，乌拉壕水上不了山，山边只有牧场地，利用不上河水，但山畔土地也有特点。山畔处在山洪的出山通道上，加上山口有天然泉水在冬天冻积成冰坝，来年开春冰雪消融可为下游补充稳定的水源，这水源可保证农作物及时种进去。当农作物生长期需要水时，后山下雨，山前过山洪，如能利用好，也能得到灌溉。这样，在出山的山洪通道两侧，适当开发利用山洪土地，也能得到稳定的收入。中旗乌不浪口以西原属德岭山山洪出口，有四个大的山洪口，分别是乌不浪口、枣树口、奔洪口和摩棱河口。几个山洪口便有最早的移民来此地开辟土地。民国18年（1929年），北方出现大饥荒，饥民来到乌镇周边，无地可种，无地可开，更无钱包地耕种。于是，走西口在乌镇落脚的村民常俊英、周跃、陈三登、张三四家合议，按各家能力集资合股，在乌镇外围开发土地种粮。因为该地属于乌不浪口山洪出口，有利用山洪水的条件。正是看到这一优势，他们冒险种植，获得了成功。缘此，该村便被称为“四义堂”，原意为纪念四户人家最先开发这里的土地。其后，好多乌镇人看到这里也能种地，且周边空地较多，纷纷举家来到这里，用铁锹和镢头开荒种地。慢慢地，这里形成了一个自然村庄。1956年，这里成立高级社，改名为“灯塔一队”，名称沿用至今。

　　1913年5月，外蒙古军队因反对我国推翻清朝实行共和，兵分三路入绥，其西路入乌拉特三公旗及乌镇。后晋军派谭姓长官平息此事，外蒙古军队退走。在此次动乱中，王同春在乌镇、乌兰脑包的基地受到危胁。于是，以防外蒙古军队和当地各路土匪为由，王同春邀请军队至此。王同春出资在乌镇南一里处建了供军队驻扎的营盘，安置驻军。后因军饷得不到解决，士兵哗变，到河套各地抢掠。部分士兵与土匪勾结，对外称“独立队”，加重了河套地区的匪患。该营盘为长宽各500米的方形建筑，有四门供人员出入，因年代久远，后被老百姓称为烂营盘。1926年冯玉祥五原誓师期间，这里曾为国民军一部的临时驻地。在驻扎期间，国民军还在双家渠畔建了两座炮台，人称黑白炮台。此外，村里还有两座炮台遗址，相传也为国民军所建。

　　王同春在河套开发大量土地，引起了中央高层的关注。彼时，新开发土地需要大量劳力。1915年，王同春献出自己在乌兰脑包的土地540顷，作为开发河套成立的“西通垦务公司”的发展基地，民国中央农商部部长张謇亦捐资数千元作为开办经费，农商部也派来数名大学生作指导。至民国六年（1917年），当地匪患甚烈，垦务人员不习惯边地艰苦，相继离去。又因水费、苛捐杂税等亏空，公司解体，垦业尽废。至今，这些土地又被称为“垦务公司地”。

　　乌兰脑包村旧乌拉壕北有一地叫“军事闸”，这是旧乌拉壕渠上唯一不是用于农业的水利工程。其因是1940年3月，傅作义打五原，日军增援部队从佘太、乌镇一线的山前台路增援五原。日军多是机械化部队，为将日援军阻挡在乌拉壕以北的台路上，四区乌镇村民薄根长带领戴义礼、范七、柴裕红等在这里掘开乌拉壕大堤，将日军机械化部队所经之地变为一片汪洋，阻止了增援部队及时赶到。掘堤时因有部队掩护，堀堤处便被称为现名。此外，该村还有两处因抗战而得名的地方，一处为火烧桥，该桥原为乌镇通往五原、由渠北到渠南的唯一通道。傅作义反攻五原时，为防敌人从此桥退回佘太，乌镇村长薄根长带领数名村民将该桥放火烧掉。日军退到该桥时，前有大河，后有追兵，多人跳河，被俘、淹死者无数。事后，村民把该桥原址称为火烧桥。另一处为火烧圪旦，该地原是乌镇北、四义堂南的一处独孤羊场房。1942年5月日军火烧乌镇时，有6个村民被日军带到这里，日军没收了他们的裤带和鞋，在门口设了两个岗，将他们挨个带到二三十米远的一个大坑处，用刺刀捅死。当远处的惨叫声隐隐传来时，其中一个村民张二旦寻思此番凶多吉少，于是暗中做起了准备。他把地上的沙土揽起，偷偷装在两个袖口里。当敌人叫到他时，在出门面对日本兵的瞬间，他将两袖筒沙子照两侧日本兵的脸上扬去，趁机跑到几步外的枳芨林中。等日本兵回过神来，他已钻入枳芨林，不见踪影。此后，羊场房被日军放火烧掉，至今遗址被村民称为火烧圪旦。

　　日本投降那年，乌镇暴发山洪，镇区水深盈尺，许多民房倒塌。山洪过后，当时乌镇的负责人薄根长决定规划和建设一道防洪大坝，以保护村庄和农田的安全。第二年，该坝建成，并开始发挥防洪作用。这是新中国成立前当地人记忆中的首个护村工程。因薄根长在此项工程中的作用，人们给这个大坝冠名“薄根长大坝”。该坝后经多次维修加固，已成为重要的护村工程，现该坝遗址仍在。

　　乌兰脑包村南部有一处三角城遗址。该遗址是1947年秋由国民党政权建的起防御作用的三角形城堡。因经费紧张，无力建方形城堡，遂将四边围起变为三边，故称三角城。在中旗灌区，乌兰脑包和同义隆建有此城堡。该城堡土夯，周长450米，高6到8米，有城门、瞭望台、碉堡、射击孔等。乌镇三角城动用了周边三个乡的民工无偿修建，用时一年多，城西北角数塌数建，最终仍没有将坍塌处修补起来。新中国成立后，这里曾被用作村集体办公场所，小学也被迁入该城。因城主体为土夯，新中国成立后逐年坍塌，现仅存一片废墟。

　　锅拖渠。大跃进期间，人们提出让河水上山的口号。乌镇在村北一废弃河道上挖开一道引水渠，全长500余米。该渠通水后，人们在渠尾和两侧旱台上挖了不少竖井，原打算在竖井中装锅拖机抽水，但只靠大渠的阴渗水，不能满足机械化的锅拖机抽。后来，为使劳动成果不至白费，人们在各个竖井上安装畜力水车，一台水车配一头毛驴，每日浇地不足半亩。后来，人们把这条渠命名为“锅拖渠”，遗址至今犹在。

　　千工地和人民渠。三年困难时期，灯塔村安置了很多外来的饥民。为了给新增的村民增加耕种土地，在1962年国家放宽农业政策后，村里为每位村民及其家庭成员每人至少分配三分半自留地。于是，村民开始改造周边的荒地，使其成为农田。灯塔村有一片十余亩的荒地，由于周边土地都已被开发，农田灌溉时也得到了额外的水肥关照，因而生长着茂盛的枳芨哈木儿。谁都看出这块地将来一定是块肥地，但大队不让动。小队长看中了这块地，动员社员偷偷去开，怕社员没有积极性，便实行鼓励办法：凡在该地掏下的哈木儿枳芨，谁掏归谁。不几天，这片茂密的野草滩便消失了。上级也只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承认了现状。开发这块地用了小队多数的劳力，而且全属义务性质，村民故称之为“千工地”，意为村民为集体省下了一千多个工。该块土地现已成为灯塔村的高科技田，是最肥沃的土地，名称至今沿用。

　　“四清”期间，在横贯中旗灌区的丰济渠主体工程完工后，为从丰济渠引水，解决灯塔村几个队的农田供水，德岭山公社开挖了全长25公里的人民渠。人民渠建成后，为乌兰脑包村引来了灌溉用水，改善了全村西半部原有农田和新开发土地的用水环境。接着，当地人又根据土地条件，在人民渠开口引水，陆续建成了三斗、四斗、五斗和六斗灌水渠，在各个支斗渠上配套了小型节制闸门，一人仅靠手提就能管理一整条斗渠，节省了大量的人力物力。

　　人民渠通水后，为实现让河水上山的目标，乌兰和灯塔两个大队分别在人民渠接口，建了两座大型扬水站，使两个大队的五千余亩旱地变成了水地。该工程于1966年5月竣工。